游客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差异表征——基于CGSS 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3数据,以旅游领域为切入点,以游客为研究对象,分析游客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环境问题了解程度、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游客环境知识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因素对游客环境知识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提出,应通过教育手段增进游客环境知识的储备,通过宣传手段推进游客环境知识的积累,通过行政手段加强游客环境知识的引导,进而引导游客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和实施公共环境友好行为,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4—2018年21家农商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银行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宏观经济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宏观监管体系、提升风险监管能力等对策,以有效控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维护宏观金融市场的稳定。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表面摩擦驱动收卷的玻纤布卷驱动力特征

与传统股权相比,扶贫股在出资、股权类型、权利内容、收益分配、退出机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创新做法,但存在制度回应弱、效益吸引力不够、相关利益协调不足、长效的收益分享机制缺失、平台治理参与局限等深层次问题。据此,应立足中国实践,在集体股的框架内,明确扶贫股的法律属性,以集体股制度创新为路径,从制度层面规范扶贫股。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当代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的变迁

围绕女性主体性视角,聚焦不同属性媒体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的话语实践,探讨了新闻文本呈现女性农民工形象的总体特征和社会逻辑。通过对2000—2019年广东省和江苏省4份代表性报纸女性农民工议题新闻报道（N＝2485）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建构呈现出“主体性缺失”和“结构性弱势”两大特点。从报道数量上看,女性农民工议题的重要性经历了高峰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的动态变化。较之农民工整体,国内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低度再现”。从媒体形象上看,尽管女性农民工行为形象的主观能动性有所提升,但“主体性缺失”的受苦受难者和被关爱者仍占比61.09%,价值形象总体上趋于客观平衡。党政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和新闻结构框架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差异彰显着形塑文本的社会结构性要素之间的张力。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的嵌入式治理

基于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的嵌入性特征,将嵌入性理论视角与存量规划新常态下老旧社区的治理创新诉求相关联,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研究阐述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生成背景、行动策略与创新路径。现阶段,多元治理主体在助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与改造过程中,为满足老旧社区基础性改造需求、超越传统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实现内源性发展目标,业已形成资源型嵌入、功能型嵌入和融合型嵌入三种行动策略,但受复杂的治理情境和滞后的治理后管理机制的影响易面临适应性挑战。应通过激发社区居民主体能动性、推进社会资本再组织化、完善治理后管理机制等具体路径,推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来研究异质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并且这种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初级、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特征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西部省份,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现代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而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高集聚区经历了从东北地区向长三角地区的动态转移;（3）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缩小了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